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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些中青年人产生这种误区，其实是情有可原的。试问，谁向他们详细公布过林、江集团窃夺文物的罪状呢?谁曾把这些贪官盗取文物的账目一笔笔公诸于天下了呢?记得林、江集团倒台以后，故宫博物院曾在一个很僻静的院落里办过一个小型展览，披露林、江集团掠夺文物的某些情况，但材料很不充分，办的时间又很短，参观者前后最多不过3000人左右，所以一般人并不了解林、江集团窃夺文物的详情。前几年，有两个美国人写了一本《康生传》，其中披露了康生窃夺文物的一些情况，但并未涉及林、江集团的其他人。国内出版的一些康生传记之类书籍也是这种情况。总之，从目前有限的信息中，一般人是很难详知林、江集团窃夺文物的罪状的。

　　的喽罗××第一次到文管处是由陈伯达的喽罗带来的，陈伯达的喽罗说：“他拿东西叫他取走好啦。”开始，的喽罗假惺惺只拿一般的东西，说拿回去看一看，拿的东西记在陈伯达的帐上。后来他拿走的东西数量越来越大，而且都是最好的东西。感到文管处这个地方有机可乘，什么图书都有，什么珍贵文物都有，而且算帐等于白拿，书几分一本，文物几角一件。喽罗经常换人，换过七八个经手人，又拿走大量珍贵文物，使我们怀疑他们究竟为谁拿东西，而且又是那么鬼鬼祟祟，遇到别人来他们就溜开，当我们问他们是为谁取文物时，喽罗含含糊糊地讲：“为最高领导。”还假惺惺地讲：“首长非常满意。”

　　喽罗盗窃文物不择手段，打乱了文管处的库房管理制度，他们采取的手法是，口头上讲“由查抄库房找出来交资料库太麻烦”，而实际上是资料库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。由管库的人找出东西，喽罗可以不用手续直接从库房拿走，他们跑到孔庙，跑到北海，跑到府学后院的库房，总之没有一个库房没走到过。他们还感到文管处不能满足，还换上便服到工艺品公司、马连道库房、文物商店拿东西，有的直接拿走，有的拿回来后又从我们这里取走。喽罗×××有时一天到文管处三四次，衣服也换几次，一回穿绿军服，一回穿空军服，一回穿蓝便服，车子也要换几次，有时坐上海，有时换伏尔加，有时换北京吉普，有时换骑自行车。

　　以上所引的原始材料，出自《集团成员到文物库房拿走文物的记录》和《集团成员到文物管理处盗窃文物记录》。这两份揭发材料的作者为同一个人，此人是亲身经历事情经过的具体经手人。由于这两份材料各有独到的内容，因而笔者将两者做了汇集整理，既保持了原貌，又汇聚了各自独到的内容。对于原文中的一些文字疏漏又做了一些技术处理，以便阅读。这位经手人的文字水平不高，有些内容在文字表达上欠清晰，但是大意可知。另有一份由另外一位经手人写的材料《由北海库“提供”资料文物库文物情况》，也是一份真实的第一手材料，但不如前引两份材料重要，故不再这里引述了。上面还提到另外一份材料《给、陈伯达刻图章砚台的经过》，是一位篆刻家写的，因不是关于集团窃夺文物的直接史料，故也不在这里引述。

　　——当时是权倾天下，声名煊赫的副统帅、接班人，他本人是不可能亲自出面窃夺文物的。亲自出马的是他的老婆叶群和林、叶的秘书。叶群的地位也很尊贵，目标也太大，故来的次数也不多。来的最多的是林、叶的秘书。林、叶所窃夺的文物的数量在他们那个集团中是最多的。而陈伯达、黄永胜等人窃夺的文物则一般在数百件。虽未亲自出面，但实际是窃夺文物的决定者、主谋。当他的秘书把那么多文物图书一次次地搬回毛家湾的时候，他不仅会完全知晓，而且一定会乐不可支，叹赏称好。林立果的兴趣似乎在新玩艺儿，他来文管所只对本不属于文保范围的唱片和八音盒感兴趣。

　　——集团的主要成员不但在政治上一致，皆犯颠覆国家政权罪，在窃夺文物上也惊人的一致，林、陈、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，竟一个不缺地肆意窃夺文物。这个集团中，除陈伯达是文人外，其他都是武人，论文化，除林、陈高一些外，黄、吴、李、邱的文化并不高，但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。他们的一致，并不是一致要批判所谓“四旧”(当时文物被列为“四旧”)，更不是一致懂得鉴赏(只有陈伯达算个内行)，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，很值钱，所以值得收藏。于是，这些集团的主要成员一个不落地都成了大贪官。

　　——倒台以后，十大政治报告中有四句诗批判：“语录不离手，万岁不离口。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下毒手。”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差不多如此。陈伯达，一副大理论家的架式，成天高喊“革命”口号，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提法就出自此人之手。黄、吴、李、邱，紧跟副统帅，“左”的出奇，红的发紫。但他们实际干的却是颠覆国家政权和窃夺国家文物的龌龊勾当。1967年到1970年，正是这个反革命集团“革命”口号喊得最响的时候，也是他们的“革命声威”最显赫的时候，但恰恰就是这几年，也正是他们疯狂窃夺国家文物的时期。这几年中，林、叶的秘书竟来了文管处300多次，有时一天来三四次，陈伯达及秘书竟来了139次，有时陈一周要来三四次，一天有时要来两次。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，他们每日里好像是在忙于“反修防修”，而实际上却是忙于盗窃文物，中饱私囊。他们是一伙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极贪官。

　　——说集团是窃夺文物或盗窃文物，一点不假。用“窃夺”和“盗窃”这两个词，并没有冤枉他们。窃者，盗者，皆偷也，夺者，以权势相威逼也。他们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势，为自己的偷盗行为做掩护。虽然他们拿走文物时也交了点钱，但那完全是象征性的。“书几分一本，文物几角一件”，“文物别超过20元，书别超过5元”，这不等于白拿吗?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珍贵古籍和文物呢?连陈伯达自己有一次都说：“我该(欠)你们(文管处)几百万了。”这伙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属于穿窬之行，见不得人，因此行动起来鬼鬼祟祟。为掩人耳目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代号，林、叶为不引人注意，派到文管处的秘书经常换人，“换过七八个经手人”，着装和乘车时也格外诡秘，他们的秘书有时一天来文管处三四次，“一次穿绿军服，一次穿空军服，一次穿蓝便服，车子也要换几次，有时坐上海，有时换伏尔加，有时换北京吉普，有时换骑自行车”。若不是“窃夺”、“盗窃”，何必要用这类诡秘、卑劣的手段呢?又何必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，要偷偷摸摸地把一批文物退回文管处，并想拿回购买文物的底单，毁掉罪证呢?

　　——从集团这伙贪官的心态看，他们窃夺文物时都抱着一种“我打下江山，江山就是我的”这样的心理。在“文革”中，他们是所谓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里的人。在他们眼里，既然“文革”是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”，抄了那些“黑帮”、“牛鬼蛇神”、“走资派”的家，得来了大批文玩、珍宝，就该归无产阶级所有，而我、我陈伯达、我黄永胜……都是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里的人，拿点抄来的文物岂不是理所应当?这些文物本来就该归无产阶级所有嘛，我是无产阶级的代表，我不拿谁拿?在他们眼里，文管处就像自家贮物的仓库一样，想拿什么，就拿什么，随意支配，根本不受什么文物管理制度的制约。正像的喽罗说的那样：“领导需要一些东西，……从你们这里拿，你们代办。”这伙人完全把文管处当成自家的了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一进屋，工作人员就拿出两个大轴字卷，悄悄告诉我这可是好东西。打开一看，一幅是毛主席手书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，一幅是唐朝褚遂良的真迹。我问这件东西值多少钱?工作人员说，“都破四旧了，还有什么价?”我说“文革”前呢?他说：“总得上万吧!”他还告诉我，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也可惜了，应当放在恒温室里才能免遭损坏。东西是拿回来了，但从此也引起我深深的不安。我认为不该拿这些东西，就把我的想法跟军委办公厅来的一位讲了。没几天，林办秘书突然通知我们帮助工作的谈话，说要修房子，地方不够住了，让我们先回原单位，今天上午就走。我说，把手头需要交代的交代完就走，上午来不及了，吃完午饭就走!

　　据参观了这个展览的曾彦修介绍，“在的掠夺品中，有一批故宫中的御用大小毛笔，有些笔杆好像是象牙雕刻的，其精美豪奢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但这些文物都是出钱向故宫“购买”的，每支笔多少钱呢?三毛钱!……”集团“购买”文物的手法与完全一样，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和姚文元，也贪占过文物，但从展览看，数量并不多，这种情况正如曾彦修所说，并不是张、姚多么廉洁，而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忙于窃国，暂时无暇窃取文物，且因他们当时在北京尚有客卿性质，无固定的大公馆存放文物。

　　我手中的这份材料是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一个地摊上购得的。一年前，我逛潘家园市场，无意中在一个外地人摆的地摊上见到了这份材料，初看以为是信件，细读才看出里边的内容都是关于集团成员窃夺文物的情况及清单。摊主见我有意购买，竟要价120元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。若分析一下这份材料的流散过程，我推测：大致是存放这些材料的单位(极可能是文物系统的单位)搬家(近年搬迁新址的单位甚多)或打扫卫生时将这些材料作为废弃物扔掉了，而后又被略有一点经济头脑的废品收购者清理后拿到了潘家园去卖，这份材料便到了我手中。